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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当地时间2026年4月10日晚，国际体育记者协会（AIPS）在总部所在地洛桑公布了2025年体育媒体奖的得主，体坛传媒驻意大利记者沈天浩凭借文章《斑马入白宫：一场荒诞剧》，蝉联文字类最佳专栏奖的第一名，并成为该类别奖项首位多次“摘金”的记者。

　　我相信写作需要技术，但有时也需要遵循本能和直觉。写这篇《斑马入白宫》，来自我自己的想法，很快得到了编辑的支持。我打开电脑，找到那张著名的照片：尤文图斯管理层、教练和球员们，在特朗普身后一字排开，像是一组人形立牌。旁侧则是带着标志性笑容的因凡蒂诺——比起尤文将帅，他显然对这一场景更加游刃有余。看到这张图，你会想到什么？在看到各大媒体报道相关新闻之前，我首先在社媒上刷到了这张图片，第一反应就是：“这真的不是AI做的吗？”

　　一年前在摩洛哥拉巴特初次领取国际体育记者协会（AIPS）的最佳专栏奖时，我在感言中说过：“希望未来可以更少地书写‘分裂’，更多地描述‘团结’，带着更温暖、更乐观的笔触。”当初的这个愿望，显然没有实现。过去的一年间，我们习惯目睹各种超现实的画面，听闻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论，见证历史以无法想象的方式被书写。当认知的边界被不断挑战，人们的价值观最终是否会发生变化？我不敢、也不能给出答案。

　　去年炎热的夏天里，这届32支球队参加的“XXL号”世俱杯给人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显然并非来自各队在球场里的表现。尤文图斯访问椭圆办公室，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情节。除此以外，现实也在一次次刷新着人们的观念：比赛门票是可以炒的高风险期货，转播需求可以让上座率不足五成的观众们全部坐在球场一边，美国总统可以出现在冠军队的捧杯画面中，且差点站上“C位”！或许有些《体坛周报》和《足球周刊》的读者不知道的是，这为本社编辑们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他们不得不费心选取图片，标准——借用英文来说——就是“Trump-Free”（从与特朗普相关的高强度媒体饱和中获得片刻喘息）。

　　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Trump-Free”的世界里。但那颗从未死去的种子，在近20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开始发芽，并在本世纪10年代中叶成为西方世界的政坛显学。特朗普信奉“强则正义”，正如在这次荒谬的造访中为数不多的对话之一所揭示的那样：

　　短暂的会谈中，特朗普低声表示希望尤文队内的两个美国人“成为场上最棒的球员”，即便两人都是他的反对者；他还用独有的、富有攻击性的方式，表达了对女足运动的“见解”——“女性能进你们队里踢球吗？很难吧？”令人遗憾的是，他领导的是全世界女足运动最发达的国家。看起来，他几乎要以此为耻。特朗普掀起的这股潮流，让体育世界里的性别分类变得不再是逻辑问题和技术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想想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发生在拳击手伊曼·哈利夫身上的故事，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椭圆办公室会面之后的几个月里，特朗普-因凡蒂诺组合又陆续制造了一连串“令人难忘”的瞬间：世界杯抽签仪式上的FIFA和平奖与“MAGA主题曲”，以及针对伊朗参赛问题的连番表态。因凡蒂诺表示欢迎伊朗参赛，特朗普马上发帖称“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真的不该来”，这听起来是赤裸裸的威胁。伊朗足协希望能够改在墨西哥参赛，但被国际足联拒绝。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斑马入白宫》像是一部连续剧的开端。持续书写美国总统与FIFA主席的故事，自然不是出于某种病态的痴迷，而是因为他们分别在大世界和足球小世界里占据过于重要的位置，而再过两个月，全世界球迷们的目光都会投向美加墨——或者叫“美夹馍”，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的那样。美国是三国联办的核心和实质，几乎所有强队参与的比赛都在美国本土，这让你别无他选。

　　特朗普其人，行事作风充满喜剧色彩，但他的所作所为，为很多人带来的是最真实痛切的悲剧。写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就像是在轻佻和沉重之间，有一个不太好用的热水器混水阀，你需要精确地找到调温的正确位置，不然就会被烫得皮肤红肿——如“红脖子”简单粗暴的叙事，或是被冻起一身鸡皮疙瘩——如套路化的批判加煽情。我并不希望叙述的主旨是“一切都是特朗普的错”，那将会变成美国总统头上那顶红帽子的反面（帽子上绣着的句子是：唐纳德·特朗普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对的）。他的那些超现实主义“名场面”，都有共创者的参与和整套系统的支持，就像达利的魔幻画作里，既有多重视觉元素，也有象征主义词典。

　　因此，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我总是试图保持自认为正确的边界与尺度，未必总是成功。我的期望，正如在获奖感言里所说，是“把怪诞的瞬间转化成引人思考的叙述，以及促使人们反思的时刻”。如果将这起事件的讲述，简化为反特朗普横幅上的抗议口号，那将让评论几乎失去全部意义；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再度无缘世界杯的当下，有意大利知名记者搬出因凡蒂诺的名字，并表示他才是意大利足球管理该效仿的榜样：“只要多一点谦逊，少一些嫉妒，别总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别总是刻意制造阵营对立，摒弃偏见去评价他，你就不得不承认他让FIFA焕然一新，把足球重新放回了中心位置。”该记者的另一个身份是FIFA顾问。

　　不知道FIFA为特朗普颁发的和平奖，是否也属于“将足球放回中心位置”的举措。不过，评价、质疑、批判FIFA，不代表要彻底与之决裂。AIPS选择在4月10日晚上褒奖我的这篇文章，而他们在当天早间刚刚造访过苏黎世的FIFA总部，两个机构的合作框架依然存在。AIPS有针对青年记者的评选奖项，奖励就是近距离报道国际大赛的机会，这其中离不开FIFA等机构的配合。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如果你在FIFA（或任何其他机构）的支持或赞助下，去报道了其旗下的国际赛事，你是否能够在报道中不受影响、保持公正的媒体立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媒体的力量和准则，让FIFA无法用金钱换声音，甚至不得不继续资助可能的批评者（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姿态），这也是AIPS这类新闻媒体组织存在的重要意义。

　　我接到AIPS的电话时，又是一个下午。“我有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电话那边说道。我当然很开心，也有一点意外。《团结的欧洲杯，不团结的欧洲》是一篇带有浓重个人元素的文章，里面夹带了我对一座城市、一段旅程和一部电影的特殊感觉；《斑马入白宫》讲述的则是一个与我完全无关的故事，我只是试图采用某种特定的叙述方式，提供一些可能会被忽视的观察角度，试图解读这一怪诞场景的成因和意义。

　　颁奖前几天，我确实在晚上睡前短暂地想过：如果真的“卫冕”，我想说些什么？当下，几乎所有媒体人和内容创作者，都会面临这样两个问题：AI时代，靠什么继续做自己？算法时代，是否需要迎合平台逻辑“做任务”？这两个概念，似乎都足以吞噬一名作者脆弱的自主性。我相信“价值”是关键词。人工智能喜欢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擅长按照用户特性，生成投其所好的内容。但它们不具备传递任何价值观的动力，而这正是我心目中媒体的责任之一。

　　作为“奥林匹克之都”，洛桑为典礼提供了相当特别的环境。在酒店大厅里，我见到了和我一起竞逐“金奖”的阿根廷同行阿列尔·谢尔。我们一起在洛桑的街道上散步，走到了奥林匹克博物馆。“我上一次来瑞士，是在1989年，当时我从这里又去了意大利，去看1990年世界杯抽签……”他开始回忆往事，而他第一次现场报道世界杯，还要追溯到1978年。谢尔庆祝阿根廷的金杯，但在最近的一篇报道里，他写了运动员米格尔·桑切斯在军政府时代的突然失踪。那是1978年1月。

　　谢尔提交的作品，标题是《米格尔的一课》。这故事关于另一个米格尔：博卡青年前主帅米格尔·鲁索。他于去年10月在任上因病去世。这是一篇极其优秀的作品，我希望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分享出来：

　　“米格尔就在那里。不再是在草皮上，不再是在替补席上，不再是在他那标志性的、能抵御一切坏消息的微笑中，也不再存在于那些关于足球的无尽交谈中。”

　　“米格尔·鲁索是教练、退役球员、冠军收集者、温和的理念表达者和几家俱乐部最崇高的旗帜，他以博卡青年主帅身份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后旅程。在一次又一次试图虚晃、盘带过无情的疾病之后，他于10月8日去世。”

　　“如果他不在草皮上、不在替补席、不在微笑中、也不在那无尽的交谈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告别仪式上为他哭泣和鼓掌，那么米格尔究竟在哪里？答案不止一个。对于他最亲近的人来说，他存在于他们内心和记忆的每一个角落。但对于阿根廷社会来说，他特别地存在于另一个地方——他的最后一课里。”

　　“有人问米格尔接手某支球队是否是在冒不必要的风险。他用那不可战胜的微笑支撑着声音，直截了当地回答：‘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就不是我了。你知道活着却不能做自己是什么感觉吗？’米格尔做自己，一直战斗到了最后。”

　　“米格尔濒临死亡，但也正因如此，他一刻也没有放下自己的激情。相反：他加倍地呵护它，全身心投入其中，为之流汗，享受其中。就好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唱起那首美丽的《No Surrender》（绝不退缩），又好像伊迪丝·琵雅芙为他献上同样美丽的《Non, je ne regrette rien》（我无怨无悔）。不退缩，不后悔。或者，用米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做我自己’。”

　　“未来可能是接下来的50年，也可能是接下来的半小时；可能是完整的地平线，也可能是通向一扇紧闭大门的隧道。那又怎样？全力以赴。在每一次呼吸中全力以赴，甚至在呼吸即将衰竭时依然如此。特别是在那里，在那走向终局的气息中，博卡的球迷、博卡对手的球迷，以及那些并非博卡对手的人，都带着激动——或许是困惑——但绝对是钦佩的情绪注视着这一切，绝无冷漠。每一分钟就是每一分钟。只要还有时间，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不管死神是否发怒，最好都通知一声：即使死神如此强大、如此傲慢，也无法战胜这样的一堂生命之课。无法战胜米格尔的最后一课。”

　　阿列尔和我走进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入口。“你要不要拍照？一会儿我也拍一张，发给我的孩子们。”我们互相拍了几张照片，公园里有着一系列的雕塑作品，从未来主义到当代风格，远处是日内瓦湖的碧波。

　　我们开起玩笑。这是阿根廷名宿、皇马传奇巴尔达诺的名句，意思是“舞台恐惧症”，用来形容伯纳乌球场对客队造成的压迫感。巴尔达诺是世界足坛最具文学性的名宿评论员之一，而阿列尔曾经与他合著书籍。实际上，没有恐惧。典礼进行到中段，轮到了最佳专栏奖的颁发，嘉宾第二个读出阿列尔的名字时，我知道自己“卫冕”成功了。走上领奖台进行致辞之后，来到了合照环节，阿列尔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体坛传媒记者沈天浩领取奖杯。左一：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高超左二：阿根廷记者阿列尔·谢尔左三：体坛传媒记者沈天浩左四：智利记者达尼洛·迪亚斯

　　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内心里好胜的一部分，当然希望尽可能获得最好的结果；但另一部分又告诉我，阿列尔的文章也绝对配得上这个荣誉，即便他的生涯或许不再需要一座奖杯、一个排名来定义。阿列尔也为我上了一课，主题是真诚、亲切和谦逊。第二天中午，他穿着蓝白间条的短袖，拿着行李准备返回阿根廷——他的俱乐部主队竞技，也是身穿蓝白。“往返瑞士的航程，差不多是20小时，我很享受没有手机网络的这段时间。”他这样对我说。很多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手机、消息极其灵通的同行，终其一生也写不出那样的文字。

　　这些情感体验，会比捧杯时的瞬间感受，更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很幸运能够得到领导同事们的支持、获得评委们的认可，但围绕这座奖杯的故事，比荣誉本身更加重要。上次获奖后，让我最骄傲的不是某个“第一人”的头衔，而是我似乎能够在这一事件的激励下，努力去写得更好。文无第一，我很难就此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最好的”，惟有充满感激、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