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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凤凰卫视报道，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举办的足球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11日开幕。然而，已获得参赛资格的伊朗男足，仍未等来赴美签证。由于美国方面迟迟未完成审批，伊朗国家队目前先行前往土耳其展开为期10至15天的集训，等待后续的入境安排。

　　伊朗足协主席迈赫迪塔吉（Mehdi Tadsch）近日表示，球队正与国际足联保持沟通，希望确保球员、教练组及随队人员能顺利进入美国参赛。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保障球队安全、尊重伊朗的国旗与国歌，以及避免比赛期间出现“政治性言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外交部将竭力确保国家队能够参加世界杯比赛：“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

　　作为2026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正与伊朗处于高度的军事对抗状态。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这场原本属于足球的全球赛事，也被卷入地缘政治与安全争议之中。

　　尽管美以伊战争没有停止迹象，但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希望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5月9日，伊朗足协在官网发表声明称，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同时强调，东道主必须“认真对待伊朗的关切”，并表示伊朗“不会在信念、文化和基本原则上作出任何让步”。

　　目前最核心的问题仍是签证与入境。由于美国与加拿大都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而不少伊朗球员、教练及足协官员在伊朗服过与革命卫队相关的义务兵役，伊朗方面担忧部分成员可能因此遭到限制入境。

　　几周前，塔吉本人曾因过去与革命卫队的关联，被加拿大取消入境资格，这一事件也加剧了伊朗方面的不安。

　　在此背景下，塔吉近期多次批评国际足联，并提出伊朗参加世界杯的十项要求，包括确保所有球员、工作人员、记者与球迷能顺利获得签证；保障球队在美国期间的人身安全；避免在机场与边检过程中出现“侮辱性待遇”；以及确保伊朗国旗与国歌不会在比赛期间受到挑战。伊朗方面还特别要求，赛后新闻发布会应仅限于足球事务，而不涉及伊朗国内政治或地区局势。

　　由于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联合举办，美方对于伊朗能否“正常参赛”的问题争议不断。美国政界与部分媒体曾出现“取消伊朗资格”甚至“由其他国家替代”的呼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对此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入境。

　　根据目前的赛程安排，伊朗将在6月15日迎来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新西兰。同样被分到G组的球队还有比利时和埃及。三场小组赛几乎全位于美国西海岸城市，包括洛杉矶与西雅图。这意味着，即便国际足联希望维持“体育中立”，伊朗队仍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美国的签证制度、安全审查以及政治氛围。伊朗方面一度要求国际足联将本组比赛改至墨西哥举行，但遭到拒绝。

　　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Amir Ghalenoei）曾表示，球队计划于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称，只要准备充分，伊朗队“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他还透露，伊朗曾与其他国家队约定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安排”。

　　加莱诺埃表示，国家队将于5月16日前往土耳其。塔吉则称，球队将在土耳其进行为期10至15天的集训，以等待美国签证的获批。“他们目前还没有向任何人发放签证，而且拖延了很长时间。”塔吉说。与此同时，伊朗足协也在为球队寻找能够从土耳其直接飞往美国的包机航班。

　　针对外界有关伊朗参赛问题的质疑，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公开表示，“伊朗肯定会参加世界杯”，并强调国际足联的立场始终是“让所有获得资格的球队参赛”。他同时承诺，伊朗将按照原计划在美国进行世界杯比赛。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世界杯首先是一场体育赛事；但对伊朗来说，它从来不仅仅属于足球。过去几年，从女性进入球场问题，到年轻女性阿米尼死亡引发的抗议运动期间国家队拒唱国歌，再到如今面临无法顺利参赛的风险，伊朗足球早已超越竞技体育本身，成为观察这个国家内部裂痕与外部处境的一面镜子。

　　足球在伊朗拥有极特殊的社会地位。作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它几乎跨越了阶层、民族、宗教与政治立场的界限。在长期经济制裁、高通胀与社会压力之下，足球仍是伊朗社会最廉价也最普遍的大众娱乐之一。

　　无论是德黑兰街头的咖啡馆、库尔德地区的小城，还是南部宗教保守地区，人们都能在国家队比赛期间共享同一种情绪。在一个长期处于政治紧张的国家内部，足球或许是少数能够制造“共同伊朗时刻”的东西。

　　正因如此，对伊朗官方而言，世界杯不只是国际体育赛事，更是国家形象、民族主义与政治合法性的展示窗口。尤其在受到西方制裁、外交孤立与国际舆论压力的背景下，能够“正常”出现在世界杯赛场，意味着伊朗依然属于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1998年世界杯，伊朗队球员哈米德埃斯蒂利进球后与队友庆祝。（图源：法新社）

　　此外，足球也承担着某种内部稳定功能。国家队的胜利，往往能够短暂缓解社会内部的紧张情绪，并制造一种超越现实矛盾的集体认同。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上，伊朗在小组赛中击败美国，至今被许多伊朗人视为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当时，大量民众涌上街头庆祝，官媒将这场比赛塑造为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民族胜利”。

　　这种意义，至今仍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世界杯举办国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以确保伊朗国家队顺利参赛，他期待此次世界杯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因涉嫌未遵守头巾法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引发全国性抗议。同年11月，在卡塔尔世界杯B组首轮伊朗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前，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首发球员在播放国歌时保持沉默，以此举拒唱国歌，表达对国内抗议活动的支持。这一举动引发全球关注，也使国家队被卷入，许多球员因此受罚。

　　随后，围绕球员是否“沉默”、是否“妥协”、是否“代表人民”的争论持续升级。一部分伊朗人认为，国家队球员在高压环境下已经尽可能地表达立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国家队最终仍为体制利用，成为国家宣传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海外伊朗流亡社群内部也出现分裂：有人拒绝支持国家队，认为其代表的是伊朗政府；也有人坚称应将球员与政权区分开来，继续为球队加油。

　　而目前，美国境内生活着超过100万伊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为持立场。这意味着，2026年世界杯期间，围绕伊朗国家队的争议不仅存在于赛场之内，也将延伸至看台与海外伊朗社群之中。

　　此外，并非所有伊朗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长期以来，伊朗女性被禁止进入足球场观看男性比赛，这一限制曾引发持续抗议。

　　2019年9月，伊朗女球迷萨哈尔霍达亚里（Sahar Khodayari）因在3月尝试乔装进入体育场观看球赛而被逮捕，面临“侮辱公职人员”和刑事指控。在获悉可能面临半年监禁后，她在德黑兰法院外抗议并因伤势过重去世。她的死不仅震动了伊朗社会，也使女性进入球场问题成为国际组织持续向伊朗施压的重要议题之一。

　　尽管近年来伊朗当局已在部分比赛中有限度地允许女性入场，但限制、隔离与临时性禁令反复出现。对许多伊朗女性而言，“看球”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关于公共空间、身体自主与平等权利的斗争。

　　这也意味着，在今天的伊朗，“是否支持国家队”不再只是一个体育问题。谁能代表伊朗、谁有资格站上看台、谁能为国歌起立——这些原本属于足球的问题，越来越深地卷入伊朗社会的政治裂痕之中。

　　可以说，伊朗国家队的争议揭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裂痕，而这种裂痕正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现象。

　　“体育保持政治中立”曾被视为国际体育治理的核心原则之一，并被国际奥委会与国际足联等机构反复强调。但近几年，这一原则在现实中不断受到战争、制裁与地缘冲突的冲击。

　　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国际足联与欧洲足球协会联盟迅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禁赛，俄罗斯国家队与俱乐部被排除在所有国际赛事之外，并失去参加世界杯与欧洲杯等赛事的资格。这一决定被视为国际体育史上最明确的一次“政治性制裁”。

　　更早的奥运体系中，国际奥委会也曾在多个政治冲突中采取过类似措施，例如在种族隔离时期对南非实施长达数十年的奥运禁赛（1964-1988年）。

　　近年来，这一处理逻辑在俄罗斯问题上进一步演变：最初，国际奥委会允许部分俄罗斯运动员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赛，即不得使用国旗、国歌或国家名称；但随着冲突升级，国际体育组织逐渐扩大限制范围，从个人参赛资格延伸至整体代表团参赛权限。

　　与俄罗斯迅速遭到全面禁赛不同，加沙战争爆发后，以色列虽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持续指控，但其国家队与俱乐部至今仍正常参与国际赛事，并未遭遇系统性的参赛禁令。

　　2024年3月，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以色列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没有任何问题”。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也称，“对以色列实施奥运制裁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处理方式的差异，引发关于国际体育组织“双重标准”的讨论。

　　2024年7月27日，巴黎奥运会以色列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中，球迷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图源：法新社）

　　但上述决定，并未平息围绕以色列参赛资格的争议。自加沙战争升级以来，欧洲多国的体育赛事中，针对以色列球队与运动员的抗议持续出现。在奥林匹克委员会相关机构门前，抗议者多次举行集会，要求国际体育组织重新审视以色列的参赛资格；在足球与篮球等赛事现场，也不时出现观众高举巴勒斯坦旗帜、呼喊抗议口号的场景。

　　在部分比赛中，当以色列运动员或球队入场时，现场甚至会响起持续的嘘声或抗议声；也有赛事因安全原因加强安保措施，限制政治标语的出现。尽管国际奥委会与各体育联合会一再重申“禁止在赛场内进行政治表达”，相关抗议仍以不同形式进入体育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并非例外，而是这一全球趋势中的一个典型切面。无论是在签证与入境层面的现实障碍，还是围绕伊朗国家队能否被视为“纯粹体育代表”的争议，伊朗足球始终处于体育与政治交汇的高压位置。当体育越来越深地嵌入国际政治结构之中，“政治中立”逐渐从一种制度原则，转变为一种不断被现实拉扯的状态。

　　正因如此，体育作为一种跨越边界的语言，其初始的意义反而显得弥足珍贵。在这样的时刻，观看一场比赛、支持一支球队，可以短暂地回到某种非政治化的体验之中——即便这种“单纯享受体育”的空间，正变得越来越有限。